第一生产力的脊梁

自1996年3月11日《光明日报》“名家新见”开篇，刊登了我国著名水利学家张光斗先生的《我们还要建大坝》，到今天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先生的《有满意的结果才罢手》，“名家新见”专栏已经整整100期了。令人遗憾的是，92岁的王淦昌先生于12月10日，因胃癌在北京逝世，没能看到“名家新见”第100期他这篇短文的发表。

近3年来，100位院士为“名家新见”撰稿，他们中有72位是古稀以上的老科学家，资深院士36人，百岁以上院士1人，90岁以上院士5人，85岁以上院士7人。曾经起草“863”计划的四位著名科学家王大珩、王淦昌、陈芳允、杨嘉墀先生也为专栏撰写了稿件。

令人惋惜的是，我国著名农学家金善宝先生、鸟类学家郑作新先生、化学家高小霞女士分别为我们留下了《建立农业科技基金》、《鸟类研究有待发展》、《也谈科教兴国》的未了心愿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，离开了他们为之眷恋的祖国和毕生钟情的科学事业。

在我为“名家新见”专栏摄影和组稿过程中，开始时觉得难度很大。院士中有些年事已高，有些重病缠身，有些工作繁忙。能否完成组稿任务，当时心里没有底。但当我第一次采访张光斗先生时，他热情地接待了我，顺利地完成了摄影和组稿任务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接触了众多的两院院士，他们的年龄、性格及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各不相同，但他们的睿智、学识，他们严谨的科学态度、治学精神，他们为国为民的博大胸怀始终与科教兴国战略，与民族的前途、命运和兴衰紧密相连。他们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、使命感，他们不辞劳苦，不计个人得失，不顾自己年迈体弱而辛勤耕耘。我深深地感到他们同样是我们民族的脊梁、民族的骄傲。他们用科学技术的画笔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和全国人民一起描绘着科教兴国的宏伟蓝图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，而我国的科学家群体奠定了第一生产力的基础。

科学家们在百忙之中，从多学科、多领域、多角度或宏观或微观或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谈了自己独到的见解，为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献上了一个又一个良策。我国著名古人类学家、90高龄的贾兰坡先生患有眼疾，看书非常吃力，写东西的难度更加可想而知了。但当我约他为“名家新见”撰稿时，贾老当即应允。写稿时老人家戴上老花镜，手拿放大镜在离稿纸非常近的地方一笔一划艰难地写着，写下了《对人类起源的思考》。1997年2月，我打电话给因肺部动手术而在家中静养的全国人大常委、半导体材料科学家林兰英女士，出乎意料的是年近8旬的林老在病中爽快地接受了我的采访。后来她为专栏撰写了《发展信息科学振兴信息产业》一文。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是世界知名的科学家，他每次来华总是活动繁忙，时间安排紧张。但在我为他摄影时却非常热情，从容相待，平易近人。拍完照片，我拿出曾为他拍摄的肖像请他签名留念时，李政道先生欣然提笔，在照片上认真地写下了“李政道98．6．10”。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著称的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先生，在我向他约稿时，马上就奋笔疾书了《表演不是科学实验》，对伪科学进行了有力的抨击。何祚庥指出，科学实验的重要目的，是为了探求事物或现象间的因果联系，而表演是为了做给别人看，因此，表演者完全有可能在表演时使用魔术手法，也就是将虚假的因果联系冒充为真实的因果联系。

最近，我采访“两弹一星”有关科学家时，导弹控制专家梁思礼先生讲，火箭专家任新民先生针对一些新闻媒体在宣传“两弹一星”时，将“两弹”解释为“原子弹和氢弹”，特地指出“两弹”不是“原子弹和氢弹”。我给任老打电话，拟请他在“名家新见”中阐述这一观点，并请任老将稿件寄给我。使我倍受感动的是，为及时纠正这一误传，晚间，83岁高龄的任老打电话给我，准备亲自将稿件送来。第二天，按照约定的时间，任老驱车已先我一步在寒风中等我了，我的心头不禁一热。